裴世矩的主动请缨，正是圣主紧急召见他的目的所在。
西北危机要解决，但目前局势下，中土无力两线作战，再说杨玄感兵变已经让改革派和保守派彻底撕破了脸，东都即便向西京妥协，让步也十分有限，最多考虑到西北局势的严峻性，在“资源”上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仅此而已。也就是说，短期内，无论从国力上还是从政治上，还是从中外大势上来说，圣主和中枢都绝无可能“重启”西土经略。
当然，西疆的安全不仅关系到中土和国祚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关陇人的利益，虽然西京迫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不得不挟西北危机以威胁东都，但关陇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自身利益，所以即便东都在政治上拒不让步，西京也会倾尽全力缓解乃至解决西北危机。关陇人若想正面抗衡乃至击败东都，就必须把自己的地盘“经营”好了，必须巩固和加强自身实力，否则都是空谈。
正因为如此，面对日益严重的西北危机，圣主很淡定，成竹在胸，镇定自若。
圣主知道关陇人肯定有能力保障西疆安全，但杨玄感兵变导致西京和东都“决裂”，西京担心自己陷入外部诸虏和内部政敌的前后夹击之中，腹背受敌，为此西京一方面牢牢控制西北军，以确保自己有应对内外夹击的“资本”；一方面联手东都剿杀杨玄感，既有向圣主和中枢表达合作之意，亦有阻御改革派乘势打击西京的意图；同时西京因为把主要力量都放在应对东都危机上，当然也就无力应对西北危机，于是西北危机迅速扩大，而扩大化的西北危机则迅速演变为西京抗衡东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
西京手握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东都不得不妥协，但妥协多少？是不是停止东征，承认决策上的错误，重新启动西土经略？那等于东都彻底失败，圣主和中枢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改革派对国策的控制将不复存在，保守派将卷土重来夺取执政权。
所以东都的妥协余地很小，最多也就是在政治上维持西京现有地位不变，对关陇保守势力的打击停留于表面，在“资源”上给西疆以更多支持，以此来换取西京与东都之间短暂的政治和平。西京和东都之间的“战争”一旦暂停，改革派和保守派在“血腥厮杀”之后也就各自赢得了喘息时间，接下来西京可以集中全部力量处置西北危机，维持西疆安全，而东都则可以集中力量稳定国内局势，维持改革成果，同时尽快发动第三次东征，缓解乃至稳定南北关系。
然而，东都的想法，是否能得到西京的认可和接受？
显然西京不能接受。西京的目的是什么？彻底击败东都，重新夺回中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重新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让关陇贵族集团重新成为中土和国祚的绝对主宰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摧毁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改革。改革是必要的，统一的中土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但这个制度必须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须符合豪门世家的利益。所谓革命，革的是敌人的命，而不是自己的命，如果改革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把自己的权力和财富都革掉了，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西京不能接受东都的妥协方案，两京的政治斗争就必然白热化。就算杨玄感杀掉了，叛变军队剿平了，但马上就会出现第二个杨玄感，两京乃至整个大京畿及其周边地区会迅速掀起一个叛乱**。两京殊死搏杀，京畿叛乱迭起，政局动荡不安，中央威权骤降，国力迅速败落，这种混乱局面下不要说继续东征，继续经略大漠了，就连现有的改革成果都难以保全，改革必将倒退甚至失败。如果改革都难以为继，改革都以惨败而告终，圣主和改革派还能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吗？如果他们连执政地位都保不住，威权丧失殆尽，还能保全国祚，还能维持中土的统一？
后果是严重的，但圣主和改革派没有退路，如果他们妥协太多，表现得很畏惧，西京必然步步紧逼，保守派必定“疯狂攻击”，最后必然触?到改革派的“底线”，最后退无可退，双方还是要大打出手，殊死搏杀，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面对西京的“威逼”，圣主必须做出反应，必须马上派遣一位忠诚于自己、且被自己所信任的、又能被西京所接受的、同时还有非凡能力处理两京政治危机、有丰富外交经验缓解西北危机的中枢重臣，而中枢最高决策层中，具备这些条件的重臣只有裴世矩一个。
裴世矩主动请缨，这对圣主来说是个好消息，这说明裴世矩有解决危机的办法，并且还有一定的成功把握，否则裴世矩断然不敢拿国祚命运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
圣主之所以没有强行下令裴世矩赶赴西北，正是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从危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出言试探，结果证明裴世矩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虽然已经很老了，但依旧是中土的中流砥柱。
“爱卿辛苦。”圣主稍加踌躇，问道，“行程如何安排？”
这话问得大有讲究。如果裴世矩由河北而东都，再至西京，与关陇人见面的速度的确快，但手上没有什么“筹码”，空口说白话，根本没有说服西京的可能，否则圣主已经派出宇文述与西京谈判了，又何须再派裴世矩？宇文述给不了西京的承诺，裴世矩也给不了，所以如果裴世矩说，他直接赶赴西京，圣主就很失望了，但圣主坚信，裴世矩肯定有解决的办法，他能想到的，裴世矩肯定能想到，而他想不到的，裴世矩也能想到。
“先去太原。”裴世矩不假思索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