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停止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国内局势的稳定上，攘外必先安内，宁愿忍气吞声向北虏做出妥协和让步，也要先稳固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要么继续东征，把全部力量放在南北对抗上，积极进行南北大战的准备，只要北虏胆敢南下入侵，就倾尽全力给予迎头痛击，宁愿玉石俱焚，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圣主和中枢守住最后的政治底线。

前者对圣主和改革派来说，政治上是腹背受敌，对内对外都要妥协让步，步履艰难，改革肯定会陷入停滞和倒退，虽然看上去稳妥安全，煎熬一段时间后，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但稍有不慎就是“四面楚歌”，如果外部北虏坚决入侵，内部反对派的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内外夹击之下，必有全军覆没之危；后者置之死地而后生，拒不妥协，决不让步，对外咄咄逼人，对内强权镇制，虽然也有全军覆没之忧，但只要赢得了南北大战，不但会让圣主和中央的威权达到一个全新高度，还能给圣主和改革派赢得继续推进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反之，如果败了，对内对外只能妥协，改革必然停滞和倒退，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与前者的结果毫无二致。

既然如此，为何不搏一把？尤其对于态度强硬的军方来说，既然主战和主和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样的，那为何要主和？当然要誓死一战，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中土的尊严。

所以，封德彝对南北关系的走向持悲观态度，“主和”立场在中枢最高决策层已步履艰难，而“主战”思路一旦控制了中枢决策，则第三次东征会爆发，南北大战也会爆发。

这种趋势下，齐王北上戍边，意味着中土这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不但无助于南北关系的缓和，反而会给大漠北虏以更强烈的暗示。大漠北虏在危机的压迫下，战争准备会更快，更积极，南北大战爆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由此推断，齐王北上戍边的幕后推手，十有八九是圣主，是中枢主战派，是军方的主战大佬，而近期接触过齐王的军方大佬只有宇文述和来护儿，这两位恰好是圣主的绝对心腹，是圣主的坚定支持者。

如果主战派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特意设下了这盘“棋局”，齐王是他们的“棋子”，白发贼是齐王的“棋子”，那么齐王拱手让出大运河的控制权，白发贼悄无声息地北上，高阳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在情理之中，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白发贼攻打高阳引发高阳危机，其目的正是要隆重推出齐王，而推出齐王的目的，则是为圣主和主战派强行推出第三次东征和南北大战的决策做铺垫。

封德彝权衡良久，毅然决断，手书一封，请亲信僚属通过私密道，转呈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裴世矩，并再三嘱托，务必要快，要保密。

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所谓封驳就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这个权力就很大了，直接监督皇帝和宰执了。当朝门下省长官是纳言苏威，关中籍三朝老臣；副长官两位，一个是河东裴氏的裴世矩，一个是陇西天水的赵长文，也都是三朝老臣。

中枢核心三大机构中，内史省是决策者，诏令政令出自内史；门下省也参与决策，并负责审查诏令政令；尚书省同样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诏令、政令。尚书省下辖六部，人员较多，派系林立，而内史省和门下省人员较少，其中内史省两位长官都是江左人，门下省三位长官都是关陇人，虽然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萧瑀在江左贵族集团中分属江南和荆楚派系，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世矩、赵长文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也分属关中、河东和陇西派系，但在集团整体利益上，这两大决策机构的“掌门人”显然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封德彝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与关陇、江左两大贵族集团“泾渭分明”。这种政治上的“泾渭分明”在高层中极其重要，尤其在当今豪门世家牢牢霸占着政治资源的情况下，“骑墙派”在高层中根本没有存身之地，出一个死一个。

过去功勋大臣高颎和杨素都以“伯乐”扬名于世，屡屡提携和举荐不同派系的人，封德彝就是杨素提携和举荐的，但这不仅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其背后也隐藏着大量的利益交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

封德彝和裴世矩不是政治盟友，但因为同为前朝旧臣，有共同利益所在，关键时刻可以政治合作，互利互惠。现在封德彝就迫切需要裴世矩的帮助。杨玄感的叛乱肯定会连累到封德彝，为了自救，封德彝打算向裴世矩求助，但如何求助？拿什么才能交换裴世矩的帮助？

封德彝写给裴世矩的这份密信，能否打动裴世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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