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二，杨玄感全军覆没于潼关之下，兵变风暴肆虐两个?后终于平息下来。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西京留守卫文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联名向圣主报捷：杨玄感已死，兵变已平，东都局势正在迅速恢复之中，请圣主速回京师。

同日，在涿郡临朔宫，圣主接到了西京奏报。代王杨侑禀奏，陇西局势日益危急，虽然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和右御卫将军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转了陇西边军的颓势，但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力展开反攻。同一时期，西域局势也急转直下，河西军团同样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既无法抵挡吐谷浑人的反攻，亦无法阻止西突厥人对西域诸国的兼并和蚕食，节节败退。总结起来一句话，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经略西域的果实，丧失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西北局势风雨飘零之际，河西会宁的突厥人又叫嚷着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陇西和河西两大军团以武力强行震慑，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归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诱”下东投中土，而追随处罗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会宁。当时中土承诺，只待时机合适就帮助处罗可汗东山再起。******的启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帮助东山再起的，有这个先例存在，处罗可汗和他的追随者们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诺。

一转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变相“囚禁”了处罗可汗，并且与处罗可汗的敌人射匮可汗结盟了。中土背信弃义，激怒了这些突厥人，他们理所当然要离开中土。然而，中土已绝无可能让他们离开了。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一起爆发，这种恶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说经略西土劳师远征了，就连维持西北安全都困难重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尤其重要，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会宁的突厥人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剩下处罗可汗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薄，中土拿他威胁谁？

吐谷浑人复国必然会严重刺激到西土诸虏，激起西土诸虏对中土的野心，接下来中土如果不能迅速击败吐谷浑人，那便证明中土实力不济，未来西北边疆必定战事频繁，其中对中土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为此，中土必须牢牢抓住处罗可汗这张“牌”，以帮助处罗可汗重回西土东山再起来要挟西突厥人。同样是因为启民可汗这个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匮可汗必然妥协，毕竟以中土的实力足以帮助处罗可汗杀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发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发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发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发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独立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