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雄成功说服了自己的部属，在南北战争的局势没有明朗化之前，不要轻易进入决战战场，但皇帝的命令还是要遵从，考虑到幽州境内叛贼猖獗，贼帅杨仲绪更是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民怨甚大，涿郡留守府不得不派遣军队戡乱平叛，另外藏匿于北太行的王须拔、魏刀儿等贼帅也有可能随时有南下侵扰，直接威胁到了河北的水陆运输，所以东北道大使府和涿郡留守府都认为短期内无法调出主力赶赴代北，暂时只能先遣两个鹰扬府十个团支援燕北军。

然而，让薛世雄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做出决断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一日，句注要塞失陷，王仁恭率代北军主力退守楼烦关，而杨长仁、王智辨则死守西陉要塞。

同日，皇帝的车驾距离雁门城只剩下五十里。

也在这一天，燕北统帅伽蓝将军病倒了，被送回长城要隘治疗，而傅端毅和薛德音则代表他留在北山北麓，与叱吉设阿史那咄捺继续谈判。

十一日夜，皇帝的车驾停下了，很多大臣不顾一切劝谏皇帝即刻撤回太原。

皇帝对此嗤之以鼻。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皇帝还能调头离开战场？凡劝谏皇帝的大臣，要么怕死，要么居心叵测，真正忠诚于皇帝为皇帝着想的没几个，而中枢核心大臣，还有帝国军方的几位最高统帅，这时候都异常坚定的支持皇帝赶赴前线。

实际上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人并不多，能正确分析和判断战局发展的人就更少了。虽然皇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透露决战的最高机密。也没有透露他试图通过这场决战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但从皇帝诏令王仁恭和杨长仁择机弃守句注要塞一事便能看出一丝端倪：皇帝既然敢在代北军节节败退，战局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实施诱敌深入之计，足以说明皇帝早有应对之策。

就如王仁恭和杨长仁判断为皇帝早已把军队集结在雁门一线，等待北虏自投罗网一样，苏威、樊子盖、宇文述、来护儿等中枢文武重臣则意识到皇帝早在去年对燕北的重视和对伽蓝的拔擢重用是大有深意，由此可以估猜到皇帝的信心十有八九便是来自伽蓝和燕北军在北虏的侧后翼所发动的致命一击。

北虏已经深入北疆腹地了，其背后有长达数千里的纵深，危机重重。其前方有帝国皇帝的阻御，攻击艰难，这时一旦给帝国救援军队堵住了后路，则战局必然颠覆，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性问题，所以代北军即便放弃了句注要塞，北虏也未必敢继续南下。退一步说，就算北虏继续南下了，为了确保自身之安全。其南下攻击的军队数量也十分有限，最多也就是威胁一下帝国皇帝。在帝国高傲自大的脸庞上狠狠抽上一巴掌。

所以，皇帝才要执意北上巡塞，才要执意亲临前线与北虏作战，而在这危机四伏千钧一发之刻，帝国政局会陷入混乱，会有更多的政敌跳出来，会有更多的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内奸”暴露出来，而这给皇帝在南北决战后发动新一轮政治风暴，铲除和清算政治对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皇帝停下北上脚步。是想在南北决战的高潮到来之前，最后了解一下战局，环视一下帝国政局，梳理一下思路，确保不会出现致命差错。

“伽蓝在哪？”

这是皇帝最为关心的问题，尤其自北虏入侵之后，这个从未谋面的、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帝国军人就成了他每天都要询问到的人。渐渐的。这让皇帝对伽蓝产生了一种亲热感，一种奇怪的却是发自内心的、唯有最为亲近的亲人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温馨的亲情、无条件的信任，甚至还有着盲目的依赖。

皇帝是高处不胜寒，内心很孤独。即便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皇后和孩子，也未能给他这种温馨的、愉悦的、轻松的快乐感觉。他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每日询问伽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随之这种心灵上的欢乐也就愈发强烈，而伴随着这一感觉一起诞生的却是恐惧，担心失去这种感觉的恐惧，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若想始终保持这种心灵上的欢乐，便要与伽蓝保持距离，很遥远很遥远的距离。

现在能够回答皇帝这个问题的，唯有黄门侍郎裴世矩。

“他还在北山。”

皇帝微微皱眉，“燕北的空城计，他要唱到何时？他能唱空城计，难道突厥人就不会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