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十二月底，皇帝接到了各地戡乱捷报，龙颜大悦，而行宫则开始积极筹备第三次东征。

自杨玄感叛乱以来，中土各地叛贼蜂拥而起，其中声势浩大者，先有河南梁郡韩相国、吕明星，接着有江左刘元进、朱燮、管崇，其后有江淮杜伏威、辅公祏，其中江左和江淮的叛贼更是直接威胁到了江左重镇江都的安全。.

江都即扬州。今上伐陈，稳定江南，皆以江都为中枢，而其能在皇统之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又与江左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所以今上以江都为自己的龙兴之地，登基之后大力营造江都，使其成为江左第一重镇，并与西京共称为帝国西、南两大陪都。

江都平叛不力，先在江南战场上败于刘元进，后在江淮战场上败于杜伏威。危急时刻，皇帝撤换了江都镇戍军统帅吐万绪，斩杀副帅鱼俱罗，改由江都郡丞王世充全权负责戡乱事宜。王世充当即征发五万淮南壮勇渡江攻击，以雷霆之势摧毁了江南义军，斩杀了刘元进和朱燮，迅速稳定了江南，确保了大运河水道的安全，确保了江南的战略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

皇帝嘉奖了王世充，授其以镇戍江都之重任，命令其在稳定江南的同时，戡乱江淮，不惜代价确保大运河水道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雄武郎将伽蓝在辅佐越王杨侗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之后，又西去陇右。辅佐黄门侍郎裴世矩稳定了陇西局势，接着又在太仆卿杨义臣的指挥下，于关西扶风击杀了叛贼向海明，继而马不停蹄赶赴河北戡乱。在短短时间内击败了河北诸贼，稳定了河北局势，确保了河北水陆两道的畅通。

皇帝对伽蓝赞赏不已，决意不拘一格降人才，再次予以破格提拔，加官晋爵，授其为从四品的果毅郎将，领左右龙卫府。

龙卫府再度扩建。由一个府扩充为两个府，这实际上也就是皇帝所需要的新军。如此一来，伽蓝再无推诿之可能，必须在新年前后征募到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再建一个府，如果阳奉阴违，等于直接损害到了他个人的利益。

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到皇帝和行宫青睐赏识的、在帝国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贵，除了备受瞩目的金狼头伽蓝和临危受命稳定江南的王世充外。还有一个便是齐郡郡丞张须陀。张须陀的戡乱战场，由齐郡延伸到整个济水一线，横跨齐鲁、河南和江淮三大区域，他的仗因此打得非常艰苦。剿杀的叛贼虽然成千上万，但让皇帝、行宫乃至权贵官僚们郁愤不安的是。在张须陀的奏报中，山东局势却越来越恶劣。盗贼也是越剿越多，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张须陀是杨素的老部下，是杨玄感的知交，他凭借着在戡乱战场上显赫功勋，成功逃脱了大清算的风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见好就收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得罪皇帝和中枢的危险，报忧不报喜？

皇帝也嘉赏了张须陀，好言安慰，命令他再接再励，奋勇杀贼，力争在新年之后，荡尽诸贼，还山东一个朗朗乾坤。至于对张须陀奏报中的“言过其实”之辞，权当作是张须陀的邀功之举，选择性地忽略了。

伽蓝陷入困境，他在河北根本征募不到壮勇。

前两次东征，河北壮勇大都被征，北上去了辽东战场，至今没有回归。剩下的大都加入了河北义军。还有一部分则是乡团成员，不过他们都被世家豪望所控制。所以伽蓝若想完成皇帝的旨意，只有两条路，要么剿杀河北义军，以俘虏充军；要么赢得世家豪望的支持，征募乡勇入伍。

乡团、宗团对世家豪望来说，不仅仅代表着自身实力的一部分，更是在险恶环境下赖以自保的唯一手段，就目前山东混乱的局势乃至中土危机四伏的局面来说，世家豪望必须保有乡团、宗团，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头等大事，不容有失。

至于河北义军，他们要发展，要壮大，壮勇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生命，岂肯拱手相送？

伽蓝考虑再三，又与西行、傅端毅、薛德音、布衣、李世民等人反复商讨，最终还是一筹莫展，不得不去寻求刘炫、孔颖达、盖文达的帮助。

在薛德音的坚持下，伽蓝迫于形势的胁逼，也不得不向司马氏“低下了头”，主动向河内温城的祖母高老夫人问安，并寻求司马氏的帮助。

李世民则主动请缨，赶赴魏郡，会同柴绍，联合向独孤震求助。伽蓝不以为然，他根本就不指望武川系权贵。

在过去的一年里，武川系贵族集团虽然和以裴世矩为首的、以河东三大世家为主要力量的温和改革派在政治上有限度的结盟，并在杨玄感叛乱一事中获得了丰厚利益，但双方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合作只是暂时的需要，而互相遏制才是贯彻始终的政治手段，所以，值此皇帝和行宫坚决的、迅速的要发动第三次东征之际，武川系贵族不会公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