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好拿，但执行难度太大，甚至连执行基础都不具备。

增加北疆镇戍兵力，兵力从何而来？是从其他地方调兵还是募民为兵？

如果从其他地方调兵，哪里有兵可调？目前也只有辽东战场上的远征军可以调动，其他地方或因为外虏侵扰或因为内乱不止而自顾不暇，兵力上捉襟见肘，无力支援北疆，但远征军可能要继续东征，只要圣主和中枢没有做出放弃东征的决策，远征军就不会撤回国内。

如此只剩下募民为兵了，只是这个麻烦更大，直接牵扯到了军事制度改革，触及到了国祚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朝军事制度的基础是府兵制。府兵是职业军人，一朝从军，终身从军，代代从军，从生下来到死去的那一天都是军人，而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责任越大，相对应的权利也就越大，世上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所以本朝府兵所享有的微簿的“超国民待遇”是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募民为兵是募兵制，战时征召，事毕解甲归田，死了算是为国家做奉献，伤残只能自认倒霉，而囫囵活着就继续耕地种田。

这两种制度在责权利的分配上是不一样的，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央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实施募兵制，府兵和募兵两种制度并存，其结果必然弊大于利。

骁果军的建立虽然是募民为兵，但它是对禁卫制度的补充，是为了解决禁卫力量不足的问题，是临时性的，规模小，范围小，影响小，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以招募低等贵族为主，所以它在中枢得以通过，在军方得到执行。如今要继续扩大这个“口子”，首先中枢决策层就反对，制度改革关系国祚兴亡，要充分论证和权衡利弊，不能一冲动就“拍脑袋”；军方也会强烈反对，这直接危及到了卫府各大山头派系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府也会强烈反对，青壮劳力是最宝贵的“资源”，“资源”少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经济和地方势力的切身利益；平民百姓也怨声载道，保家卫国本是府兵的事，现在为何要普通平民承担？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阻力，总之不到迫不得已，不是走投无路了，中央不能行此下策，不能推行募兵制度。

不能募民为兵，府兵又严重短缺，兵源严重不足，而其他地方又抽调不出军队来支援北疆，那如何增加北疆的镇戍兵力？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剿贼中。剿贼需要军队，剿杀白发贼则需要更多军队。如果段达对白发贼实力的奏报是准确的，那么当白发贼在卫府军的四面围剿下，收缩到以飞狐陉为中心的崇山峻岭中负隅顽抗，剿杀难度必然大大增加，卫府方面必然要投入更多兵力，才有可能在今冬第一场大雪来临前全歼白发贼。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北方冬天来得早，一旦大雪封山，围剿基本停止，一拖就是几个月，直到今年年底乃至明天初春，卫府军都只能“望山兴叹”，一筹莫展，这必然影响到北疆局势的发展和南北关系的走向，而东征就更不要提了，只要白发贼活着，数万叛军队伍没有剿灭，做为东征大后方的涿郡就始终处在叛贼的威胁之中，远征军的粮草随时有可能断绝，而北疆亦随时有可能陷入混乱，第三次东征必然难以成行。

这样一分析，最终就是一句话，卫府军必须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铲除白发贼，因此围剿时间非常紧张，最多不超过三个月，而就目前北疆形势来说，政治上内忧外困，军事上力量不足，若想在三个月内剿杀白发贼，基本上就是一厢情愿。

右候卫将军赵才于是再度拿出三个对策。其一，火速从代北、太原抽调兵力，会同涿郡镇戍军，中央骁果军，先把白发贼包围在大山中，先确保燕北乃至整个北疆局势的稳定，坚决不让白发贼祸乱燕北，动荡北疆，恶化南北关系；其二，命令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涿郡副留守武贲郎将陈棱立即撤离东都，火速北上剿贼，同时从辽西和北平抽调兵力加入剿贼战场，力争在大雪来临前剿平白发贼；其三，命令辽东大本营做好撤军准备，一旦燕北剿贼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燕北局势日益恶化，明年继续东征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则迅速撤回远征军，在加强北疆镇戍力量的同时，于明年春天全力剿灭白发贼，彻底解决北疆镇戍危机。

军方拿出的对策合情合理，就目前北疆形势而言，南北关系日益恶化，北疆镇戍兵力又严重不足，现在又增加了白发贼这股反叛力量，变数太多了，解决起来实在棘手，唯一办法就是以雷霆手段快刀斩乱麻地剿灭白发贼，或许还能有限缓和当前危机，但前提是必须放弃东征。

然而，东征一旦宣布结束，圣主和中枢就必须承认自己在决策上的失败，接受自己在政治上惨遭重创的现实，而卫府则要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总而言之一句话，圣主和中枢威权沦丧，改革派的执政地位严重动摇，一大批中央官员和卫府统帅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而中央集权改革必将倒退甚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