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也罢，中枢重臣们也罢，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绝不会给齐王胡乱扣“帽子”，更不会把猜测之言公之于众，毕竟这牵扯到激烈的改革和保守之争，涉及到残酷的皇统之争，更是对圣主家事的干涉，稍有不慎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所以齐王是当前中土政局中最大的“禁忌”，谁也不会、不敢轻易碰触这个“禁忌”，以免伤及自身，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大家都闭紧“嘴巴”，都顺势而为，都顺水推舟，那么齐王就必然要北上剿贼，如此齐王的目的就达到了，而这又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事。

齐王北上剿贼不过是其“据北疆而坐大”的开始。只要他进了北疆，性质就完全变了，剿贼就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了，镇戍北疆才是他的最大使命，这是由齐王的特殊身份和当前紧张的南北关系所决定的，不以圣主和中枢的意志为转移。如此一来，事情就复杂了，齐王这股力量对北疆局势的影响太大，甚至可以控制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的发展，继而直接影响到圣主和中枢的未来决策，这是圣主和中枢绝对不能接受之事。

棘手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前紧张的局势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窘境，导致圣主和中枢急切间难以用雷霆手段，干净利落一劳永逸地解决白发贼，而白发贼一旦赢得了“立足”时间，必然祸乱燕北，继而引发北疆危机，如此则东征肯定不能继续了。东征不能继续，恰恰是中枢主和派愿意看到的局面，北疆危机正好可以成为主和派阻止东征的最好理由。

为了继续东征，圣主和主战派无计可施，面对齐王和白发贼联手挖下的这个“坑”，只能忍气吞声跳下去，先利用齐王和白发贼来加强北疆镇戍力量，暂时稳住南北关系，以赢得继续东征的外部条件。如此齐王目的达到了，齐王在北疆“立足”了，齐王可以挟南北关系胁迫圣主和中枢，迫使他们做出更多的让步，继而给他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发展壮大。

当然，只要东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只要东都与西京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只要中土与西突厥的结盟取得实质性进展，圣主和中枢就能借助国内外局势的逐渐稳定，重建维权，巩固执政地位，迅速恢复国力，改善“大环境”，乐观估计的话，齐王这个“隐患”很快就不足为虑了。

这就是中枢重臣们集体沉默的原因所在。

在对外关系上，苏威、裴世矩和萧瑀都是“主和派”，他们不想继续东征的原因，就是担心北疆爆发危机，但现在即便不东征，北疆也有可能爆发危机，于是齐王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是把“双刃剑”，齐王北上镇戍可以暂时稳定南北关系，却也可以帮助圣主和主战派创造继续东征的条件。

既不能阻止齐王?上镇戍，又难以阻止圣主与主和派继续东征，他们还能说什么？无话可说。

虞世基坚决支持圣主，裴蕴和赵才也都是积极主战，但齐王的目的性太明显，一旦尾大不掉就麻烦了，而更严重的是，如此一个绝妙布局，神不知鬼不觉就成功了，这是谁的大手笔？显然易见就是河北人，就是河北豪门世家。

为什么河北人要布下此局？目的又是什么？

看看今日中枢最高决策层的成员有哪些人就知道原因了。苏威、裴世矩、裴蕴和赵才都是关陇人，虞世基是江左人。另外圣主最为倚重的宇文氏也是关陇人，而来护儿则是江左人。还有圣主留下镇戍两京的民部尚书樊子盖，江左人；刑部尚书卫文升，河洛人，而河洛人也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由此可见，山东人距离中枢越来越远，尤其三大超级豪门所在的河北人，其没落之势不可遏止。

关陇人是本朝之根基，江左人得益于圣主的信任，而山东人两头不靠，众矢之的，饱受打击，这对以中土正朔自居的山东人来说乃奇耻大辱。

所以对于圣主和中枢来说，可怕的不是齐王，而是山东人，尤其做为山东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河北人，其“一举一动”对中土政治格局和未来大势的走向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现在，河北人以齐王和白发贼为“一正一奇”之武器，以日益恶化的南北关系为目标，其目的何在，一目了然，那就是要挑起南北大战，借助大漠北虏的力量，给伤痕累累、元气大伤的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如此保守和改革必然大打出手，两京政局必然崩溃，国祚根基必然动摇，统一大业必然有分崩离析之危。

这就是河北人设此布局的终极目标，并且不加掩饰，明明白白告诉圣主、关陇人和江左人，你们欺人太甚，怨不得我们出手反击，大不了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这是阳谋，但问题是，现在你如何破我的局？你能不能破我的局H你破不了我的局，你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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