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齐王杨喃“失德”一案的发起者和推动者的确是御史台,是御史大夫裴蕴,而目标正是齐王背后的最大支持力量关中韦氏,但仅靠裴蕴背后的江左人肯定不够,毕竟支持裴蕴的江左人有限,以裴蕴为核心的政治势力还不足以抗衡关中韦氏,而其他江左势力考虑到自身利益,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不会轻易表明立场,最多给裴蕴一些暗中支持,以免与关中韦氏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裴蕴敢于与关中韦氏正面厮杀的原因只有一个,河东裴氏给了他坚决支持,以整个河东裴氏的力量对抗关中韦氏,正好旗鼓相当,结果裴氏赢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回来最大利益。

韦氏“吃亏”了,连齐王心爱的女人和孩子都未能保住,那可都是韦氏血脉,是赤。裸裸的打脸,打得鼻青脸肿,韦氏岂能善罢甘休？果然机会一到,韦氏果断出手,剑锋直指裴弘策,可谓一击致命。

裴弘策在今日河东裴氏中的地位非常高,除了中枢的黄门侍郎裴世矩和御史大夫裴蕴外,就是他和司隶大夫裴操之了。韦氏如果借助这次机会,把裴弘策杀了,不但可以狠狠打击一下河东裴氏,更重要的是扳回了“脸面”。对豪门来说,“脸面”比利益更重要,“脸面”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权势,“脸面”没了,权势必然受损,而权势岌岌可危了,利益还能保得住？

然而,形势虽然恶劣,韦云起虽然咄咄逼人,甚至有以东都安危来胁迫“大佬”们的暗示,但礼法律法摆在那,即便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轻易诛杀一个从三品的中枢大员,再加上这里面还裹挟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笼罩着皇统之争的阴霾,夹杂着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之间的恩怨,再加上当前局势下东都各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指望在坐的所有“大佬”们一致决策以斩杀裴弘策来镇慑东都贵族官僚,难度实在是太大。

韦氏势在必得。韦云起占据了“大义”的制高点,拥有以御史台的名义行使最高监察权的优势,在今日东都高层决策中占据了重要份量,所以韦云起在提议诛杀裴弘策之后,“乘胜追击”,又提出诛杀国子祭酒杨汪。

杨汪出自弘农杨氏,是老越国公杨素的弟子,是小越国公杨玄感的莫逆之交,现为中土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掌门人”。受杨玄感所累,杨汪也被拘捕了,但他身份地位太高,弘农杨氏的大儒,从三品的中央大员,也不是说抓就能抓的,只能稍作变通,将其“禁足”在家,不允许他出门,也算监禁拘捕了。

杨汪是杨玄感一案中被连累到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在今日这个危急关头,将其斩杀,对东都贵族官僚同样能起到镇慑作用。韦云起这个提议没有错误,存亡之刻,借你的人头一用,管你有没有罪,关键是你这颗脑袋有用,那就行了,至于什么是非黑白,什么礼信仁义,在生死面前狗屁都不是。再说了,韦云起既然决心杀人,做为御史台的最高留守长官,拥有纠劾之权的监察官,他有无数种办法坐实杨汪叛逆之罪名,他要杨汪死,杨汪就不得不死。

樊子盖本来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拯救裴弘策,因为韦云起的提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须经在坐的“大佬”们一致同意,愿意一起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越王杨侗才会正式下令,所以樊子盖还是有一线机会,但听到韦云起提议斩杀国子祭酒杨汪后,樊子盖当即彻底绝望。韦云起太狠了,把拯救裴弘策的最后一线机会都毫不留情地剥夺了。

越王杨侗害怕了。他认识裴弘策,对裴弘策的观感很不错;与杨汪更为亲近,虽然杨汪不是他的授业恩师,但多少也聆听过杨汪的教诲。突然间,眼前这帮人竟然要杀裴弘策和杨汪,而这帮人不但与裴弘策和杨汪是同殿之臣,有些彼此关系还相当不错。这一幕太匪夷所思,太恐怖了,给了越王杨侗以强烈冲击,让他无法接受。

杨恭仁也不能接受,虽然他知道政治博弈血腥残忍,知道韦云起的计策有助于坚守东都,但这违背了他的道德和良知,而更重要的是,以杀裴弘策来打击河东裴氏并不是韦云起的目的,而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关中韦氏报复圣主的手段而已。裴弘策的人头一旦落地,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改革派和保守派固然是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亦受池鱼之灾,杨恭仁和宗室也受连累,当真是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

然而,当韦云起把目标对准杨汪之后,杨恭仁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必须拯救杨汪。弘农杨氏在这场风暴中肯定惨遭重创,这对宗室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为此杨恭仁不惜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只求把弘农杨氏的损失限定在杨素、杨玄感这一房,只求清算风暴不会累及到其他诸房诸支。弘农杨氏必须保住元气,否则宗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杨氏国祚就断了根基,后果可想而知。

韦云起这是攻杨恭仁之必救,迫使杨恭仁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同意诛杀裴弘策来保住杨汪的性命。杨恭仁只能妥协,但他心中的痛有增无减。从眼前这一幕便可看到,各大贵族集团已经对弘农杨氏举起了屠刀,虽然他和越王杨侗可以保护东都的弘农杨氏血脉,但西京的杨氏血脉怎么办？谁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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