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处直凝神思索了片刻,豁然醒悟,不好,游元陷落黎阳,如果被居心叵测者利用,蓄意诬陷,不但对河北人十分不利,对崔氏更有可能形成致命一刀。

只是,以父亲大人的智慧,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必然要想方设法营救游元,退一步说,就算营救不了,杨玄感为了举兵顺利,暂时不愿释放游元,父亲大人也会通过参加兵变的某些河北人给杨玄感以明确暗示,你要确保游元的安全,毕竟游元只要死在黎阳,不论是谁出的手,最终承担恶名的都是杨玄感,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更多的山东人会站在圣主一边,会支持和帮助圣主利用这场兵变来给关陇人以沉重打击,而这必将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这场兵变的胜负,所以杨玄感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游元的生命安全。

然而,崔赜带来的那个源自政敌元文都的“暗示”,足以表明游元已危在旦夕。

谁会杀死游元？游元死了,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会骤然激化,曾经支持杨玄感的山东人也会因为愤怒和失望而背弃杨玄感,这对杨玄感及兵变同盟十分不利,所以杨玄感绝对不会杀死他;对崔弘升及河北人也不利,因为山东人有可能对游元之死做出错误的解读,对崔弘升和河北人产生误会和怨恨,继而引发山东贵族集团内部的分裂,所以崔弘升也绝无可能“手足相残”,那么谁会杀死游元？实际上从利益角度来看,游元之死对谁有利,谁就有动机杀死游元,所以那些反对兵变或者试图利用这场兵变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杀死游元的凶手,而这个范围并不太广,最有可能杀死游元的就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析和推演并不准确。政治博弈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当前争夺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两大阵营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推演今日东都政局,不难看到现在正在东都战场上殊死搏杀的都是保守派,关陇本土贵族也罢,河洛贵族也罢,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也罢,以中土五大超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也罢,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质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欲望,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击改革派的意愿和动力,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结盟合作,应该联手推翻圣主和改革,但现实却与预想得大相径庭,东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势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虽然目前在东都“政治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改革派系,现在他们要么在台后等待上场,要么在台下敲锣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现在这个博弈的大“舞台”就是由他们提供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而这出“戏”最终如何结尾,决定权则在这出“戏”的编剧手上,而这个“编剧”正是圣主和忠诚于他的中枢。

第一次东征失败是个转折点,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点,保守派乘机反攻,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如果这一政治状况不能及时逆转,改革将陷入停滞,将难以为继,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将在政治上溃不成军,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丢掉最高权柄,为此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夺回政治上的制高点,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东征。

如果第二次东征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击政治对手,是夺回政治优势,是维持改革派对朝政的绝对控制,那军事上的胜负是否重要？显然不重要,因为第二次东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打击政治对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第二次东征的目的所在,所以军事上的胜负也就无关紧要。

由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就是一个政治烟雾弹,就是一个政治陷阱,就是一个政治诱饵。

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国力严重受挫,圣主和中央权威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第二次东征的风险已经被无限放大,稍有变故,比如大范围的天灾、比如粮道中断、比如政治风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第二次东征失败。而第二次东征是圣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决策,如果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将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改革必定停滞乃至倒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权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圣主和改革派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败了,我就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让你们留守两京,让你们督办粮草,结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了我的失败,我当然要惩罚你们,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反之,我打赢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颓势,回去后我就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你们执意做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对于保守派来说,没有选择,这场博弈他们不能输,输了也就意味着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将在大一统改革的凯旋号角声中灰飞烟灭,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摧毁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说,为避免与圣主和改革派拼个玉石俱焚,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