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须陀性格倔犟,宁折不屈,刚正不阿,容易得罪人,正因为如此,当他的靠山老越国公杨素死后,他很快就被赶出了卫府,调任地方行政长官。本以为小越国公能够重振“雄风”,帮助他重返卫府,但可惜虎父犬子,杨玄感功勋不足成为其政治上的“短板”,仅靠祖辈荫泽即便官拜宰执也难以服众,更不要说在军方赢得一席之地了。小越国公缺少军方的话语权,当然无法庇护那些老越国公的忠实部下,诸如像张须陀这样的中高级军官,也只能暂时待在地方上继续隐忍了。

张须陀心中的憋屈可想而知。他是弘农人,弘农的贵族都是杨氏的附庸,所以他自从军开始就追随老越国公征伐天下,这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当他终究因政治派系之间的倾扎而离开了军队,离开了他浴血厮杀的战场,离开了战绩和功勋,离开了他的理想,尤其西征、东征,如此重大的战争,他一个老军竟然成了看客,这让他更是倍感痛苦和愤懑,亦让他无比的痛恨政治和政客。

幸运的是,齐鲁叛贼蜂起,他得以“重操旧业”,也看到了重返卫府和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希望,然而,让他饱受挫折的政治和政客就像阴魂不散的幽灵,争先恐后一般降临到了齐鲁大地,刮起了阵阵阴风,大有把他席卷而去之势,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须陀身份地位权势实力都有限,面对一大群军政大佬,他稍有不慎就会被吞噬一净,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场剿贼之战上,只要他打赢了,击败了叛贼,稳定了齐郡,确保了水师渡海远征,他就必然能赢得圣主的褒赏。

现在张须陀对小越国公已经不抱太大期望了,试想小越国公位列中枢数年了,不但未能把手伸进军方庇护老越国公的老部下,反而在东征如此重大战争中都只能留守东都作壁上观,可见他在权力顶层中的处境远非看上去的那般光鲜。

张须陀指望不上小越国公,做为河洛工贵族集团的一员,他又不能改换门庭,所以只能自力更生了。而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张须陀也得出一个结论,当今朝堂是改革派的天下,圣主是改革派的领袖,只要跟着改革派的思路走,中规中矩地做好改革派下达的任务,自己或许便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基于这一结论,以及当前东都政局和齐鲁局势的现状,张须陀做出决断,就算彻底得罪了齐王杨喃,也决不冒险得罪圣主和改革派。得罪齐王杨喃大不了被关陇本土贵族打压,但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不要说仕途了,恐怕连性命都危险。所以张须陀对于贾务本的告诫根本不放在心上,虽然明知自己在对待齐王杨喃这件事上做得过“火”了,必然会给自己和齐郡埋下难以预料的祸患,但前车之鉴太多了,血淋淋的教训丨怵目惊心,张须陀自知能力有限,一个不小心掉进皇统之争的咆哮漩涡必定是尸骨无存,还连累无数。

“明公,从当前战局来说,若能与齐王大军配合,前后夹击白发贼,必能把白发贼赶出齐郡战场,如此一来,齐郡战场上的形势,就非常有利于我们与水师联合围剿河北及齐鲁两股反贼。”

秦琼说话了,这个想法憋在他心里很久了。

秦琼对齐郡战局的看法与张须陀一致,但最后张须陀拿出的决策却与之前对战局的分析和推演距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导致两万将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承担了极大风险,这与张须陀一贯的作战风格明显相悖。

水师副总管周法尚在书信中明确警告张须陀,不要盲目自信,不要妄想一吃三,能够与水师配合,吃掉两股反贼就已经很不错了。以周法尚的军事经验,在齐郡战场上的官军实力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为何还如此谨慎？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谁也不愿宣之于口。

周法尚的谨慎一方面是出于齐王杨喃有谋夺齐鲁控制权的野心,另一方面则因为水师长史崔君肃出自清河崔氏豪门,有维护山东尤其是河北利益的强烈诉求,所以当张须陀这个关陇人和周法尚这个江左人,联手剿杀河北和齐鲁反贼军的时候,谁敢保证崔君肃不会在关键时刻下黑手？

那么如何确保“一吃二”计策顺利实施？首先必须击败白发贼,把这股实力最强的叛军赶出齐郡战场,从而给张须陀和周法尚联手剿贼赢得充足时间。现在齐王杨喃就在泰山脚下,就在中川水边,就在沙沟和山茌一线与白发贼激战,只要张须陀权接受齐王杨喃的邀约,两军前后夹击白发贼,必能一战而胜,暂时解决掉白发贼这个最大的威胁。

然而,如此一个必胜之策,张须陀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为什么？这其中所蕴含的战机他看不到？如果他不抓住这个战机,其中所蕴含的危险就会无限放大,白发贼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冒险分兵,一部继续阻击齐王杨喃,一部则从张须陀的背后展开攻击,如此就形成了河北反贼牵制周法尚,而白发贼则乘机与齐鲁反贼夹击张须陀之不利局面。白发贼和齐鲁反贼攻坚不行,不代表他们野战就不行,而失去了坚固城池刚刚扩军的齐军,是否有能力抵挡两股反贼的夹击？如此清晰可见的巨大风险,张须陀难道看不到？

张须陀看了秦琼一眼,神情复杂,良久,他终于说了一句,“建昌公（李子雄）正驰援而来,依樵公之意,当由建昌公承担与齐王前后夹击白发贼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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