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操当真是无力剿贼，他是鲁郡的行政长官，而戡乱剿贼是卫府鹰扬的职责所在，他手里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统兵权，他拿什么剿贼？

大河南北的卫府鹰扬，包括河北、河南和齐鲁地区的镇戍军队，因为距离辽东战场较近，大部分都被皇帝和中枢征调为东征之师，已经或者正在赶赴涿郡集结。之前皇帝和中枢并没有想到国内会出现叛乱，当然因为地方官府的蓄意隐瞒，现在皇帝和中枢还是不知道国内叛乱正在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了国内的稳定。齐郡是最先爆发叛乱并形成地区危机的地方，而叛乱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镇压下去，就是因为齐郡诸鹰扬的主力都不在了，无兵剿贼。齐郡郡丞张须陀在迫不得已之下，不得不“先斩后奏”，在没有东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征调宗团乡团和郡内壮丁组成军队剿杀叛贼。

如今段文操也只有走张须陀这条“先斩后奏”之路。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书，深得皇帝的信任，在有张须陀这个“先例”的情况下，授予段文操统兵权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如此一来，齐鲁叛乱迭起，已经严重危及到齐鲁乃至大河南北稳定的真相便会暴露。

齐鲁地区在东征开始之前，突然有大批的叛贼举旗造反，原因何在？这背后有没有政治目的？做为齐鲁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段文振、段文操兄弟都是皇帝信任的臣子，都是朝堂上的改革派势力，皇帝理所当然会相信他们的上奏。那么从常理来推测，在国内有大规模的叛乱，局部地区尤其足以影响到东征的关键地区的局势动荡，东征大计必然要暂停或者推迟。这显然是皇帝和中枢以及改革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却是朝堂上的保守势力所希望的。

段文操必须要把此事权衡清楚。如果他通过哥哥段文振向皇帝陈述实情，以讨取统兵权，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东征进程，这必然会损害到朝堂上改革派利益，白白便宜了保守势力。换句话说，这或者正是那些“政治黑手”们混乱齐鲁局势的最终目的。反之，他如果继续向皇帝隐瞒实情，在不影响东征进程的同时，仿效张须陀，“先斩后奏”，先征调宗团乡团等地方力量组建军队围剿叛贼，则能避免诸多重大不利因素。

只是，如此一来，便是齐鲁人杀齐鲁人，而关陇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段文操越想越是憋屈，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张须陀和董纯。

这时，段纶出现，一语点醒了段文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段文操身处局中，不知如何破局，而段纶却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张须陀有意把王薄、孟让赶进鲁郡，祸水东引，那对策其实很简单，坚决堵住王薄和孟让的南下之路，把他们再赶回齐郡，让张须陀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至于徐州贼入鲁，段纶认为未必出自董纯的本意。徐州有贼，董纯却未能在自己的镇戍区内围剿贼人，反而让贼人逃进了齐鲁地区。徐州军队不能越境追杀，董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贼人逃之夭夭，这对他而言不仅是个耻辱，亦是重大失职，无法向东都交待。另外段纶刚从东都过来，或多或少知道一点董纯目前的不利处境，所以段纶推断，东都肯定有人会借此机会向董纯发难，即便不能将其赶出军队，也要给陇西贵族集团找点麻烦。

也就是说，张须陀和董纯并没有联手“设计”段文操的可能。既然如此，那在与齐郡张须陀针锋相对的同时，便可与彭城董纯携手合作，双方齐心协力共剿贼寇。

段文操采纳了段纶的建议，当即急书彭城董纯，一边向其表达感谢之意，一边建议双方联手剿贼，同时也把鲁郡当前困境如实相告，希望彭城方面在剿贼一事上能给予有力支援，以缓解鲁郡之危急。言下之意，你军队不能越境，难道贼就不剿了？做事和做人一样，要灵活变通，不要太刻板，更不要死抱着律法军纪不放，为达目的，要无所不用其极嘛。

段文操不知道董纯对自己的“激将”作何回应，不过为防患于未然，他还是暗中下令，征调首府瑕丘和南部邹县境内的地方宗团乡团力量，加强城池要隘的戍防，竭尽全力把徐州贼阻截在边境一带。

就在段文操忙于应付徐州贼入境的时候，张须陀的信使到了。

张须陀就在泰山脚下，汶水北岸，博城县境内。按道理卫府军队既然不能擅自越境，那么一郡郡守亦不能带着临时组建的地方军擅自越境，但张须陀骄横跋扈，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这世上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张须陀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儿，即便是段文操，碰到这样一个悍夫，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到迫不得已亦不想与其产生冲突。

张须陀在信中告诉段文操，经过他的斥候多日打探，已查清王薄、孟让诸贼率军在博城、奉高一带活动，不时往返于汶水南北两岸，尚不清楚贼军下一步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