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从各方传来的唯一好消息就是太原和雁门两地的戡乱平叛成绩斐然，据奏报，燕赵叛军屡战屡败，根本抵挡不住帝国军队的攻击，已丢盔弃甲，败逃太行。

在南北战争已经拉开帷幕的局面下，燕赵叛军败退太行，使得皇帝和中枢可以集中代、晋全部的军事力量进行对外作战，避免了帝国军队深陷腹背受敌之困境。这是一个好兆头，皇帝和中枢非常高兴，在第一时间诏令各平叛军队火速返回太原和雁门休整待命。

皇帝坚定了决战之决心，彻底放弃了撤离北疆的念头。

他紧急召见王辩，嘱咐其务必办好两件事。其一，薛世雄必须率东北道主力大军加入这场决战。

中枢所拟“诱敌深入”之策，与王仁恭所献的“以退为进”之策，正好不谋而合。目前北虏大军已越过阴山，王仁恭会在长城一线象征性的抵挡一阵然后南撤，不出意外的话，北虏将很快杀进长城，长驱直入，千军万马呼啸而下，由代入晋，直杀雁门和太原。皇帝将指挥代、晋镇戍军死守雁门，把北虏主力拖在代、晋腹地，给伽蓝和他的燕北军切断北虏退路赢得足够时间。

但是，当伽蓝和燕北军断绝了北虏退路之后，帝国围歼北虏的计策也就一览无遗，到那时，伽蓝和燕北军必将在长城一线陷入长城内外所有北虏军队的夹击之中，形势异常危急。

从对南北决战的这一预判出发，皇帝认为伽蓝手上的军队有限，奇袭之策即便奏效，亦不能给北虏大军以致命一击，最多也就是把北虏大军的主力困在长城以南。北虏困兽犹斗，誓必拼死突围。可以预料，凭借代、晋镇戍军和燕北军，根本就“吃不掉”北虏，无法实现此战之目标。

所以。皇帝依照战局之发展，在北虏已经开始入侵，南北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认为自己有足够理由说服中枢调集东北道镇戍军主力火速进入代北战场。值此关键时刻，即便辽东和远东的局势不利于帝国。帝国也顾及不上了。只能倾尽所有力量先把入侵的北虏击退，确保代晋乃至两京安全。

在北虏入侵之前，帝国军方的很多统帅、将军们并不相信北虏会入侵，更不支持皇帝继东征之后再发动北伐。所以一直对皇帝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公然违抗。如今事实俱在，南北形势的发展都给皇帝说对了，而更严重的是，皇帝现在就在北疆前线与北虏作战，假若那些待在两京或者其他安全之地的将军们再不支持皇帝。再不竭尽全力帮助皇帝与北虏作战，那纯粹就是自寻死路了。

东北道镇戍军里派系林立，将军们各怀心思各有利益，很少有人公然支持皇帝发动南北战争，所以前期抽调部分军队进入燕北的时候，薛世雄便蓄意隐瞒了真相。现在真相大白了，在皇帝看来，南北战争高于一切，帝国的利益至高无上。东北道的各系将领没有理由不参加南北战争，薛世雄应该能在最短时间内顺利集结东北道镇戍军主力赶赴代北战场，从而在兵力上逆转劣势，与燕北军联手给北虏以致命一击，如此方能帮助皇帝和中枢建下盖世武功。逆转当前帝国内忧外患之危局。

其二，王辩必须在河北大力戡乱，在确保河北水陆运输畅通的同时，以主力向北太行一线实施清剿。确保在南北战争最为激烈之刻，把燕赵叛贼拖在北太行。确保帝国军队不会在代、晋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这两件事都非常难办。皇帝虽然说得轻松，理由充分，而且不容置疑，但字里行间却透漏出深深的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薛世雄能否在最短时间内说服李景、杨恭仁、罗艺等东北道镇戍统帅和将军们置辽东及远东局势于不顾，竭尽全力参加南北战争。姑且不说东北疆域辽阔，镇戍任务重，军队调动困难，仅以东北镇戍军内部的复杂矛盾和东北各地方势力、各诸种部落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来说，薛世雄就无法理顺和兼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在军政事务上更无法赢得一致，事实上他能把自己的权威影响到整个幽州地区就不错了，至于辽西、辽东乃至远东，根本就是鞭长莫及，有心无力。

王辩的处境比薛世雄更困难。王辩镇戍高阳，所涉地域包括上谷、河间、博陵、恒山等河北北部郡县，而在这一块就有山东五大世家中的两个，即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其余二三流世家和地方豪强更是比比皆是。另外河北中部的赵郡李氏、冀城刘氏等世家豪望在河北北部也有巨大影响力。如今河北叛乱迭起，屡剿不平，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所有人都清楚一件事，河北混乱局势的最大推手便是这些世家豪望。

王辩在高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这些世家豪望的监控和掣肘，而王辩若想在戡乱平叛上取得战果，就必须赢得这些世家豪望的支持，由此可以推算到王辩清剿燕赵叛军的难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