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河北二刘
伽蓝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并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贺宝等人也听懂了。
此时此刻,西北人需要齐心协力,齐心协力的基础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开所知的任何讯息,让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出一致决策。假如伽蓝要去驰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为畏惧敌人的强大实力,担心全军覆没,拒绝或者掣肘攻击计策,那后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齐齐盯着傅端毅和薛德音,而这两人却没有详细解释的意。伽蓝不得不出言提醒。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说了,你们这些西北蛮子也听不懂。你们对中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那又何必白费口舌?
伽蓝的意思却是,即便对牛弹琴也要弹。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听得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行?苏定方深夜来此,拿出这样一份地图给我们,你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所以,现在你们必须做出一些解释,必须让西北人相信苏定方的确在帮助我们,而这份地图也是真实可信的。
这个难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质问伽蓝,“你为甚相信苏定方?”
“没有理由。”伽蓝说道,“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赌一把。”
傅端毅心领神会,当即用突厥话向众人解说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刘氏、中土儒学和河北叛军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联系。
伽蓝和众人用心聆听,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蓝就询问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释做补充。虽然薛德音离开中土也有三年时间了,但最近他与崔逊频繁见面,以他和崔逊之间的关系,想必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苏定方当然听不懂突厥话,但他看到伽蓝等人都围着地图认真商讨,知道自己此举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会承情,而苏氏或许就能借助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条“大船”。苏氏一旦上了这条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础,不敢说苏氏实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码自保足够了,将来皇帝率几十万府军南下平叛,掀起一场惊天血雨的时候,苏氏或许就能逃过那场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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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郡的冀城刘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们的祖辈是大汉帝国的皇族,但大汉帝国威震四海,刘姓天下为尊,就连匈奴人都被赐以刘姓,而自五胡南下祸乱中国后,以刘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累及刘氏声誉,导致刘氏只能在山东世家中位于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学分裂,经籍散亡,天下学子求师无门,尤其拓跋魏国败亡,导致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后,儒家北学坠入低谷,而偏偏这个时候,山东地区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刘献之等人,也陆续辞世,于是,师从这些前辈宿儒的冀城刘氏家族的刘焯、刘炫就因为出类拔萃、秀出其间而脱颖而出,取代了先贤们的地位,成为后辈学子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者纷至沓来,不可胜数。
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帮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羞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主持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